中国工业生产与钢铁长短流程炼钢成本均低于海外其他主流地区，如欧洲、日韩、东南亚等，且对原材料成本上升的适应能力更强。预计本次“能源危机”对中国工业生产成本的影响相对更小，中国钢铁工业仍能保持较强的成本优势，出口势头预计能够保持强劲。

　　回顾此前俄乌冲突导致能源成本的上升，的确导致主流钢铁生产国产量出现不同程度收缩，同时中国出口在全球成本中枢上移的背景下逐渐出现了显著增长趋势。本轮冲突暂时还未有导致海外主流钢铁生产国出现减产，但我国的能源成本优势已逐渐凸显，未来若能源成本进一步上升，可能逐渐将其他的供给份额分流向中国。

　　另外，从历史长期趋势看，海外原油价格的上升，可作为中国钢材出口的前瞻性指标，大约领先30个月左右。预计本轮美伊冲突引发的能源安全的紧迫性，有可能成为中国钢材出口保持稳定的一个支撑因素。后续需要观察全球能源成本的中枢是否较过去两年呈现明显上移，进而导致中国的能源成本优势能否在未来持续扩大，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冲未来1-2年内的出口减量预期

　　在美伊冲突影响下未来全球能源价格平均上升20%，那么欧洲、日韩与东南亚的粗钢产量的季度潜在减产幅度在340万吨，若这缺口全部流向中国，则能够使中国季度钢材出口量同比2025年提升11~12%。 在美伊冲突影响下未来全球能源价格平均上升40%，那么欧洲、日韩与东南亚的粗钢产量的季度潜在减产幅度在680万吨，若这缺口全部流向中国，则能够使中国季度钢材出口量同比2025年提升23%。在美伊冲突影响下未来全球能源价格平均上升40%，那么欧洲、日韩与东南亚的粗钢产量的季度潜在减产幅度在680万吨。同时考虑当前海外对中国钢材的反倾销政策影响，每季度影响的出口量在200万吨，则流向中国的量大致在480万吨，能够使中国季度钢材出口量同比2025年提升17%。

　　2026年2月末，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骤然升级，全球能源市场再次被“冲突溢价”笼罩。尽管美国及IEA成员国试图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平抑油价，但市场对中东原油运输通道中断的恐慌导致原油、天然气及动力煤价格同步攀升。

　　但从长期来看，本次“能源危机”对中国工业生产成本的影响相对更小，中国钢铁工业仍能保持较强的成本优势。

　　首先，从近五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大型工业生产用电成本数据看，中国的用电成本位于中等偏低水平，并且低于其他主流钢铁生产国：截止到2025年，中国的能源密集型大型工业企业最终电价为68美元/MWh，欧盟、日本与印度分别为107、123和70美元/MWh。

　　其次，从本轮冲突以来短期的能源现货价格来看，中国的能源市场表现相对更加平稳。我国当前工业生产用电主要仍以火力发电为主，并非油气，当前煤炭价格保持相对温和运行，主要得益于国内“富煤”资源禀赋，以及完善的煤炭长协保供机制。

　　欧洲钢铁工业对能源价格的敏感性在全球范围内处于较高水平，不仅受到油价与天然气价格上升的直接冲击，也同时收到碳成本的挤压。

　　CRUGroup基于欧盟钢厂边际成本曲线的分析显示，能源与碳成本的变化对产量弹性有显著影响。

　　2018年时，碳价低于60美元/吨，而工业电价大约在60美元/MWh，欧盟钢厂利润最大化产量约为540万吨/年；2023-2024年，欧盟碳价升至95美元/吨，工业电价升至160美元/MWh，同一钢厂的利润最大化产量降至约370万吨/年。

　　因此，若将以上这一关系转化为粗钢产量对能源价格和碳价的弹性，推算欧洲粗钢产量对电价的弹性为-0.19，对碳价的弹性为-0.54。

　　对未来情况做情景假设。欧洲粗钢年产能约1.4亿吨，当前欧洲天然气价格已较冲突前上涨40%，未来中短期能源成本均价保持在这一高位，同时碳价维持在80-90美元/吨区间，那么按照上述这一预期和逻辑推算，往后每个季度受到影响的产量规模在260万吨上下，相当于欧洲粗钢季度产量的7.4%左右。另外需要注意，由于碳价与天然气、电力价格在欧盟市场中存在联动机制，若能源价格继续上升，可能会导致碳价进一步升高，减量比预期更多。

　　东南亚钢铁产业的发展同样面临资源禀赋不足的先天制约，形成了高度依赖进口的原料供应体系，铁矿、焦炭废钢三大核心原料的进口依存度超过60%，资源品和能源价格的波动以及供应链的稳定性，直接影响行业盈利水平和钢材产量。

　　我们以越南地区为典型案例分析，煤炭成本驱动的电力价格和高炉原料价格，是对其生产成本影响最大的变量。近几个月，随着地缘冲突加剧，各类资源品价格已开始明显上涨。

　　从越南钢材产量对成本的弹性来看，回顾2022年能源冲击，22年上半年印尼动力煤出口价格接近翻倍，越南全年粗钢产量下降13%，粗略估算弹性为-0.17左右。按照这一预期推算，越南粗钢年产量2470万吨，假设美伊冲突后续越南进口能源品价格上涨40%，则后续每季度减产规模大约在42万吨左右。按照越南粗钢产量占东南亚30%粗略估计，东南亚地区季度潜在减量在140万吨，占季度总粗钢产量的7%。

　　我们根据利润模型测算，当前越南粗钢的电炉与长流程吨钢成本分别为594和499美元/吨，若按照当前当地市场主流钢材品种出厂或出口报价看，长流程利润空间已不大，而且电炉基本已经出现明显亏损。具体看原料对成本的边际影响，估算电力成本每上升10美元/MWh，电炉与长流程炼钢成本增加3.2美元和2.5美元；炼焦煤进口价格每上升10美元/吨，长流程炼钢成本增加6.5美元。若油价持续升温，则可能逐步增加钢厂减产压力，未来需要观测当地钢厂的产量调控是否有所增加。

　　日韩是全球重要的钢铁生产国，虽然以长流程炼钢为主，但其同样也是能源进口大国，对各类资源品依赖程度均较高，几乎所有的化石能源、天然气均依赖进口。

　　回顾2022年受俄乌冲突影响，海外炼钢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以日本为例，当时进口焦煤价格同比上涨超过100%，而根据日本制铁2022财年报告，二季度粗钢产量987万吨，较2021年同期的1137万吨大幅下降13.2%，上半年累计粗钢产量2021万吨，较2021年同期的2325万吨下降13.1%。

　　我们预计日韩粗钢产量对能源价格弹性约-0.2，这一弹性系数因碳价差异而低于欧洲，但因长流程占比高、成本传导相对平滑而高于东南亚。

　　假设日韩粗钢年产量9000万吨和5000万吨，能源成本上升40%，那么在冲突后两地每季度粗钢潜在减产量分别在180和100万吨，占两地季度粗钢总产量的8%。

　　在全球能源成本上升，海外成本上升速度高于国内的背景下，海外产量的收缩会伴随着中国钢材的需求外溢，缓和国内供过于求压力。回顾此前俄乌冲突导致能源成本的上升，的确导致主流钢铁生产国产量出现不同程度收缩，同时中国出口在全球成本中枢上移的背景下逐渐出现了显著增长趋势。

　　首先，对中国来说，对比海外钢铁行业成本，我国长短流程成本均较欧洲和日韩更低。

　　其次，根据历史情况看，当海外炼钢成本呈趋势性上涨时，海外钢材普遍减产，而中国钢材成本优势逐渐转化为出口量的提升。根据历史数据，从2010年后，我国钢材出口与国际原油价格的总体变化趋势相近，原油价格出现趋势性上涨，那么在大约30个月后中国钢材出口也出现了明显的趋势性上涨。这一现象主要因为中国钢材凭借能源成本优势、稳定的供应链，以相对低廉的成本获得大量出口订单。

　　如2021-2022年俄乌冲突后，中国钢材出口呈现爆发式增长。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中国钢材出口量6732万吨，在下半年基数极高的情况下也实现同比增长0.9%，2023年钢材出口量进一步增长至9026万吨。这与当时的能源成本分化周期完全吻合，表明随着能源成本中枢水平持续上升，中国钢材的成本优势愈发明显，而这一状态持续一段时间后，才能形成较为明确的出口增长趋势。

　　往后看，在2022年原油价格高位回落后，我国通过成本优势驱动钢材出口达到了目前的峰值水平，但也引发了海外主要钢铁生产国的反制。根据市场信息，2024-2025年全球涉及中国钢铁产品的贸易保护案件中，发起方从传统的欧美发达国家迅速扩展至越南、印度、巴西、土耳其、埃及等新兴市场国家，案件调查数量总和为143起，案件裁决数量总和达147起。展望2026年，钢材出口更多的是受到前期调查落地的滞后影响，预计2025年9-12月全球对华密集发起的新增贸易救济调查逐步在2026年落地，新增年度影响量大约300万吨左右，再叠加部分地区在2026年的新增检查，预估全年受新增的反倾销政策影响的钢材出口量在500~600万吨。

　　我们预计本轮美伊冲突引发的能源安全的紧迫性，有可能成为中国钢材出口保持稳定的一个支撑因素。若本轮冲突持续、能源成本中枢较过去两年有所上移，或许能够一定程度上对冲未来1-2年内的出口减量预期。但同时也要注意海外逐渐增加的钢材出口反倾销政策，使得海外的产量缺口难以由中国钢材出口完全弥补。

　　当前原油价格已出现明显拐头向上趋势，虽然当前主流钢铁产地均未表示出减产情况，但根据情景假设：

　　在美伊冲突影响下未来全球能源价格平均上升20%，那么欧洲、日韩与东南亚的粗钢产量的季度潜在减产幅度在340万吨，若这缺口全部流向中国，则能够使中国季度钢材出口量同比2025年提升11~12%。 在美伊冲突影响下未来全球能源价格平均上升40%，那么欧洲、日韩与东南亚的粗钢产量的季度潜在减产幅度在680万吨，若这缺口全部流向中国，则能够使中国季度钢材出口量同比2025年提升23%。在美伊冲突影响下未来全球能源价格平均上升40%，那么欧洲、日韩与东南亚的粗钢产量的季度潜在减产幅度在680万吨。同时考虑当前海外对中国钢材的反倾销政策影响，每季度影响的出口量在150万吨，则流向中国的量大致在530万吨，能够使中国季度钢材出口量同比2025年提升18%。